张斐注律——尽显以简驭繁的法治智慧

发布时间：2025-11-20 来源: 最高人民检察院 作者：佚名

　　

　　《晋律》，律学家张斐、杜预为之作注，故亦称“张杜律”。

　　中国古代律令典章由简趋繁，是国家事务复杂化的必然结果。然而，古人对良法的期待是“简约”，即简洁清约、明悉易知。汉初时，刘邦与百姓约法三章，尽显立法的简约，但到了汉朝中后期，“令”“比”等法律形式日益庞杂，出现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情状。立法繁密易产生条文冲突，司法者理解不同，又造成罪同而论异的情况，有违法律之公正性。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对既有的立法进行编辑整理，更需要对法律概念、条文进行体系化解释。魏晋律学家张斐，通过为《晋律》作注，阐明立法原理，厘清近似罪名的适用边界，极大提升了《晋律》的立法科学性，更影响唐《永徽律》的制定，为中华法系立法的科学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斐为晋武帝时的明法掾，主要负责解释律令，其生卒年月及籍贯已不可考，但从汉魏以来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社会情形，及其深厚的经学、律学背景等推测，他应该不外乎士族门第。司马懿曾迎娶河内张氏之女张春华为妻，以维持在河内统治的根基，故张斐较大可能来自河内。

　　汉代以来，经学的发展趋向章句之学，开始流于烦琐，同时，阴阳谶纬等思想逐渐消弱，“名教”“名辩之术”盛行，使得律学从伦理政治的束缚中解脱，不再局限于解释法律的起源、本质等抽象问题，而侧重于对律典的体例、结构，以及法律概念、罪名的应用化阐释。张斐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律学家。

　　张斐对《晋律》的系统解释，集中体现于《注律表》，他对律的基本原则、概念、罪名等作出详尽分析与解释，大部分内容被记载在《晋书·刑法志》中。秦汉以来，“律”作为国家基本法律形式，既是政府处理公务的基本依据，也是定罪量刑的主要法律渊源。张斐认为，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即明确罪名的界定和刑罚的适用。他进而提出，国家的律典是“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即法律源自君王，体现礼乐精神，臣民应一体遵守。张斐借鉴《周易》变通之理，提出律也是“变通之体”，可涵盖复杂社会现象、规范各类犯罪行为。同时，他又主张“慎其变，审其理”，即在考察法律“变”之特性中，寻找其内在的规律。

　　对于《刑名》篇，张斐明确了其作为总则的功能：确定刑罚轻重，规范加减刑标准等，同时阐明分则各篇的立法原义，并填补各章条文之漏洞，举凡盗贼、诈伪、贿赂等主要犯罪，均规定于此。将涵盖性更强的《刑名》置于律之篇首，能够应对变化无常的社会。这一论断既凸显了《刑名》在整个律典中的纲领性作用，又回应了法律应对社会变化的核心诉求，促进了魏晋以来“以简驭繁”的律典体系的成熟。

　　张斐对与罪名相关的二十个重要法律概念的解释，是其另一重要贡献。他首先区分了故意与过失，“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即明知违法行为会造成损害，仍然为之是故意，内心认为是正确的，或者仅凭主观偏见行事，轻信能够避免危害后果的，属于过失。他区分了“谩”与“诈”，前者是“违忠欺上”，侧重臣下对君主的不忠，后者是“背信藏巧”，偏重臣民之间的失信、欺诈行为，前者恶性更大，故处刑为重。他还区分了殴斗的不同情形，“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即“斗”强调了言语上的争执，而“戏”中虽有相互伤害，但并非因仇隙，“贼”则是无端的残害行为。在财产犯罪中，明确区分“盗”与“赃”，前者为“取非其物”，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后者是非法获得“货财之利”。这些概念的界定，为后世立法区分斗杀、戏杀、盗罪、赃罪等奠定了基础。

　　张斐对律典的注释，着眼点不仅在于立法，更在于法律的精准适用。对于罪状相似而罪名不同者，他强调需仔细审查，即便同属于因威势得财的罪名，也各有差异：“将中有恶言为恐吓，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张斐提出要注意审察条文背后的律意，如《晋律》规定，年八十以上者，非杀伤人，皆勿论，但未明示涉及“诬告谋反者”是否论罪；殴人，教令者与实行者同罪，但未说明“教令殴人父母”是否同样加重。张斐认为，前者包含诬告谋反者反坐论罪之意，后者意味着教令者不需要与实行者同样加重处罚，对类似条文的理解，均需要“审其理”。就论罪定刑而言，张斐主张结合犯罪者的主、客观方面，“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即论罪不仅要看客观行为或后果，还要追溯犯罪者的内心，观察其神情，并体察情理，以及客观环境，在情理法的结合中作出公正裁断。这些针对罪与刑的解析与论断，不仅对当时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导价值，对后世刑事司法亦不乏启发。

　　张斐对《晋律》的注解及相关律典体例、原则的学说，不仅极大提高了西晋的立法水平，而且经由《北齐律》《开皇律》，直接影响唐律的制定。唐《永徽律》即采纳了张斐关于“律始于《刑名》”的论断，将《刑名》《法例》合一的《名例》置于篇首；在罪名概念中，同样吸纳了张斐的解释：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特别是“六杀”的罪名，“二人对议谓之谋，两和相害谓之戏”等，皆取自张斐的《注律表》。唐代律典语言精准、体系完备，使得中华法系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极大提升，甚至影响东南亚诸国。因此，张斐注律在中国法律史上的意义与功绩超越了特定的时代，值得铭记。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原文链接：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511/t20251114_7112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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