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发布时间：2025-11-20 来源: 最高人民检察院 作者：佚名

　　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读《念兹在兹——张晋藩传》之感悟

　　

　　“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作为中国法律史学界的泰斗，张晋藩先生的学术历程伴随着法律史学科的成长发展。从《中国法制通史》的鸿篇巨制到《中华法制文明史》的精研深析，每一部著作都是对中华法治文明的叩问。不止于此，先生以育人为本，在三尺讲台上点亮无数青年的学术理想。《念兹在兹——张晋藩传》（下称《张晋藩传》）记载的不仅是一位学者的人生轨迹，更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君子品格及文人风范。

　　求学之路：坚韧与担当并重的德行启蒙

　　《张晋藩传》开篇便将我们带回风雨如晦又充满理想火种的年代。1930年，张晋藩先生出生于辽宁沈阳，彼时的东北地区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从小学到中学，无论是面对严格的学校管理制度，还是面对寒风凛冽的恶劣天气，他坚持读书，从不气馁妥协，且品学兼优。1946年，他进入私立东北中正大学开始先修班学习。正值此时，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特邀抗日名将马占山莅临讲座。其英勇事迹给先生带来强烈震撼。1949年新中国成立，先生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深刻体会到自己身为新中国一分子的光荣与责任。这份少年时期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是他“担当之德”的重要源头。

　　随后，怀着坚定的信念，先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学习期间，他认真负责，总是提前准备好阅读材料，向小组成员阐明精细的读书计划。当时考试制度十分严格，而先生成绩全优，这归功于他对知识的敬畏和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回顾先生的求学之路，从少年时萌发初心，到大学时严谨求学，每一阶段都展现出“德”的不同侧面，却又始终围绕着“纯粹”二字，即对家国社会、对理想与知识的纯粹热爱。这不仅为先生后来的教学、治学之路奠定坚实基础，更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底色。

　　教学经历：奉献与勤勉之德的延续

　　1952年7月，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从此踏上三尺讲台，历任法律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张晋藩传》中所描绘的教学日常，彰显着他的“奉献与勤勉之德”。先生认为，“德”才是为人为学之根本，强调把“诚、信、智、勤”四字与“德”结合起来，作为培养学生的四要素。他这样解释“诚”：“诚作为德的一个主要之义，表现在为人处事上，应该是不自欺、不欺人，坚持操守，表里如一，奕奕清畅，俯仰有度，一生行之，岂不君子乎！”先生之德如春风化雨，要求学生不仅要努力研究，也要修身束己，做学习和生活间的君子。正因如此，他的课堂在学生们的记忆中总是充满活力与温度。

　　当然，课堂教学与培养人才之路任重道远，刚开始总是充满了困难。从1952年到1958年，在没有现成教材及直接指导教师，甚至相关史料、文献都难以获得的情况下，先生通过搜寻资料、撰写讲义、课堂讲授，在“中国法制史”的空白领域，尝试创新学科体系，探索法制特征与规律，走出了一条艰辛的开拓之路。他承担的中国法制史专业课，把中国法制史置于中华五千年大历史背景之下，在探讨以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为核心内容的同时，也注意观察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传统对法制发展演变的制约和促进作用，以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使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

　　除了课堂教学，先生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尝试组织“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科学研究小组活动，鼓励学生独立钻研。这既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又培养了他们的科研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历经两年的实践磨砺，该小组不仅实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更让参与其中的同学们获益匪浅，有效打破了科学研究的“神秘感”。

　　1983年7月，先生正式加入中国政法大学。此后，作为研究生院院长，他的“仁爱之德”体现在对研究生院工作及学生学习生活的关心上。先生秉持科学严谨的育人理念，既重视扎实学科基础，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他兼容并包，开门办学，亲自聘请校外导师，组建专业导师组和公共课教学组，时常邀请校外专家前来举办讲座。他还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特意申请经费改善艰苦的学习条件。为激励学生潜心读书，在先生的支持下，研究生院助力学生开展论文调查、探索学术前沿，安排老师负责检查读书笔记，对优秀的学生予以表扬，对懈怠的学生批评督促。学生们的优异成绩，是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用汗水与心血精心浇灌的硕果。可以说，同学们的成长进步，见证着先生对法学教育事业的执着与坚守。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张晋藩传》对先生“榜样之德”的真实写照。2024年9月，他荣膺“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组织开展了“向首任院长‘人民教育家’张晋藩学习”系列活动，在师生中反响强烈。但勋章不是终点，而是继续钻研的起点。他始终在自己的学术天地里，以最朴素的姿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法大人奋勇前行。时至今日，95岁高龄的先生，仍然坚持上台授课。除为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讲授“集体指导课”外，还为全校博士研究生开设“法学前沿课”。2025年3月，先生为300余名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教育法制的历史沿革概论”。为了准备这堂课，他在寒假里借助12倍放大镜逐字研读史料，将最新研究成果凝练成4000字的严谨讲义。他说：“少年强则国强。我将继续尽力将所有为学、为人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希望培养更多党和国家需要的优秀法治人才，使‘后继不乏人，后继更胜人’。”因此，先生的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更是一场“德”的修行与传承。

　　治学之道：审慎严谨的品德传承

　　《张晋藩传》记录了先生在治学道路上的拼搏与探索。这种“坚持”的背后蕴含着先生的“治学之德”。“一个人欲学真知，当不慕虚名”，他引用熊十力的话阐明自身对学术研究的坚守：“恶莫大于俗，俗莫偷于肤浅”“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其中，“严格要求自己，务求事实真相”这一点，对治学者而言尤为重要。

　　先生的“严”，首先体现在对史料的细致琢磨和持之以恒的钻研上。他自幼便细细研读、反复揣摩诸子百家等典籍著述，坚持诵读经典、整理笔记，将国学历史知识内化为自身素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他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方面要求严格，力求每个观点都有确凿史料支撑，并强调法律史研究必须以客观史实为基础，“尊重历史是法律史学研究者最起码的史德”，对待每一份历史资料要秉持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这种对史料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追求，是其扎实的国学功底在治学实践中的直接体现，也使他的学术研究极具说服力。比如，在阐释新中国的宪政理念时，他深入挖掘历史文献资料，于“求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论证了宪政运动的必然性。1954年8月，这篇题为《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当时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文章的，多为知名史学家及资深教授。先生当时能够在如此权威且影响力广泛的报刊上发表独到的学术见解，难能可贵。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德行”促使先生完成学术之路的又一成果。他治学历来主张“滴水穿石、绳锯木断”的韧性精神，强调成就“从锲而不舍中来，切忌一曝十寒”。彼时，人民出版社希望先生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宪政运动史的专著，但因当时条件尚未成熟而暂时搁置计划。先生并未放弃，而是暗下决心，逐字逐句修改校对，终于在多年的努力中完成《中国宪法史》。该书对中国宪制的演进历程进行了严谨详尽的分析，是中国宪法史研究的鸿篇巨制。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曾评价此书：“在中国宪法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无法超越的巅峰，而张先生既是开创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宪法史这个时代的奠基者，又是领航者。”

　　多年以来，随着无数论文的发表以及《中国法律史论》《中国官制通史》《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法制通史》《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中华大典·法律典》《中华法制文明史》《鉴古明今：传统法文化的现实意义》等经典著述的出版，先生在学术界赢得广泛认可与赞誉。2024年，他决心开展中国古代教育法律史研究工作，并认为整理和解读教育法律文献，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教育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好地弘扬优秀教育传统，提升教育法律和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有效性。这些学术成果及研究计划的背后，深藏着先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正因先生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情怀，才使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信念，在新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园地里，留下了一个学者数十年艰苦跋涉的足迹。

　　先生的“严”，又体现在对学术创新的审慎态度上。法学研究中，创新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但先生始终强调“创新不能违背规律”。比如，基于对中华法制文明辗转相承的认识，先生主张学者应具备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要善于从事件、人物、制度和国家兴亡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分析其与中国固有国情的内在联系。在客观分析、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再深入挖掘历史法治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古鉴今，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据此，他突破西方法律话语体系，重新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并指出中国拥有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法律文明史，绝不能被西方法律话语体系简单遮蔽。当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无民法”的观点时，先生通过大量的史料论证，认为不能从“主要法典编纂形式上的民刑不分”得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的结论。这不仅回应了争议，更引导学术界重新审视“部门法史”这一研究领域。

　　先生的“严”，还体现在对学术传承的奉献中。他心系学科发展，致力于培养年轻的学术团队人才，并牵头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研究所，为法律史学者提供交流与展示的平台。为了表达对研究所的殷切期望，他题写了“积学待用”“滴水穿石”两幅字。每一笔画都蕴含着他对学术研究工作的严谨与坚持。在他的领导下，1988年，法制史国家级重点学科即挂靠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研究所。之后，先生决定将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改名为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这一变革，扩大原有研究领域。2005年4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揭牌典礼在学院路校区隆重举行。先生作为研究中心（所）的创办人，指出中心注重法律史学研究与文献资料的整理，需不断开拓新的领域，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经过二十年的历练打磨，研究院的规模与影响力持续扩大，研究范畴逐步拓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术研究及团队建设过程中，先生很早就提出，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2017年，他以87岁高龄担任“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国家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并深入挖掘传统法文化精华，推动中华法文化创造性转化，彰显出经世致用的学者担当。他不仅对接传统与现代文明，更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成果推向世界。1982年以来，先生应邀赴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地讲学。在进军国际学术界过程中，无论是在中外法律史及文化领域，还是在中外法学教育领域，先生始终以自己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架起中外法律文化交流的桥梁。

　　正如《张晋藩传》中所阐述的那样，“不自满、不偷懒”，这简短的六字箴言，是他一生行事坚守的座右铭。先生的求学、教学与治学，不是一场孤独的探索，而是一场有关“德”的对话与修行。他的“德”不是抽象的赞誉，而是具体的行动，是“笃学不怠”的坚韧、“倾囊相授”的无私、“笔耕不辍”的执着。《张晋藩传》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品德”与“坚守”的教科书。它让我们看到，一位真正的学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学识，更要有高尚的品德。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先生的“品德”与“坚守”，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指引。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无论面临何种挑战，只要不忘初心、坚守品德，便能在自己的道路上留下坚实的足迹，成就“山高水长”的人生价值。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原文链接：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511/t20251120_7116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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