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融通：中国古代法治文化传承与时代价值

发布时间：2025-11-20 来源: 最高人民检察院 作者：佚名

　　道法融通：中国古代法治文化传承与时代价值

　　——评严存生教授新作《中国古代法治文化探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回溯与探寻中国古代法治文化的源流，是我们理解自身法治建设根基、增强文化自信、汲取历史智慧的关键所在。

　　西北政法大学严存生教授的力作《中国古代法治文化探源》，引领我们深入中国古代法治的堂奥，辨析其独特的理论品格与实践逻辑。全书共八章，分绪论、本论、专论三部分，以文化为经，以法理为纬，编织出一幅关于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宏大画卷。该书启示我们，中国古代法治是一套植根于自身文明土壤，以“道”为体，以“法”为具体器用，以“君子”为实践主体的独特治理体系。

　　探寻中国法治的文化根脉

　　要理解中国古代法治，必先理解其文化母体。文化，在古人的视野中，是“文”与“化”的统一。“文”象征着事物的有序聚集与内在条理；“化”则指向一个动态的提升过程，使不臻于善者臻于善，已善者更臻其善。因此，文化本质上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人为创造，它涵盖了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共同塑造了一个社会的底色与灵魂。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基于人类共有的理性与社会性，对秩序、公正的追求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进程，又塑造了中华文化内敛、包容、注重和谐统一的特质，这与西方海洋文化更具扩张性的形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古代法治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规则体系，而是与道德、政治、哲学紧密交织，共同服务于“大同”这一社会理想的综合性治理智慧。

　　中国古代法治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一套以“道”为核心，由“理”“德”“义”“礼”“法”等范畴构成的严密逻辑体系。作者在书中深刻阐释了道、理、德、义、礼、法等范畴的内涵与关系。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与总规律，是“万物之所以成”的内在依据，它无形无象，却无所不在，是终极的实在。理，则是道的具体化与可言说形态，是圣人通过体察万物而阐发的道理，是连接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桥梁。德，是“得道”于心的状态，是事物在遵循道的过程中所展现的良好内在品质。对于个人而言，德是体认大道后形成的内在信念与价值自觉，是行为的根本动力。义，则是在社会关系中“合宜”的行为准则，它明确了君臣、父子、朋友等不同社会角色的责任与义务，是维系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石。礼，是义的具体化、仪式化表现，它将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可遵循的行为规范，通过“礼”的教化，使社会秩序井然，人情和谐。而法，在这一体系中扮演着“道之用”的角色，是保障道、德、义、礼得以实现的最终也是最刚性的手段。它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惩恶扬善，定分止争，是“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这六个范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道为体、德为用、义为则、礼为序、法为器的有机整体，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即“一”。

　　解读道法之治的实践智慧

　　中国古代法治文化的核心治理模式，可以精炼地概括为“道法之治”。这一模式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系统思维与中庸智慧。作者指出，“道”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治之以道才能呈现最好的状态。最高境界的治理并非单纯依靠严刑峻法，而是要“治之以道”，即以宇宙的根本法则与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为最高指导。这具体表现为“治之以德”，即执政者以自身的崇高德行感化民众，推行仁政，使民心归附，社会风气淳厚。管子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深刻揭示了道德教化必须以物质生活的改善为基础，这是一种务实的德治观。然而，人性中固有的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仅有道德教化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治之以法”。法是道的制度化体现，是衡量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其目的在于立公弃私，通过明确的规则与公正的赏罚，引导人们克服私欲，回归公义。道法之治的精髓在于德法兼治、内外结合，它要求立法必须“依道创制”，反映天道人情；执法必须忠实执行，做到公平诚信。而这一切的实现，最终依赖于人，即“治之以君子”。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理想执政者，他们不仅是良法的创造者，更是法治的坚定维护者。荀子强调“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君子以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成为连接道、法与民众的关键枢纽，他们的存在，使得道法之治从理想变为现实。

　　道法之治的实践场域是国家，而中国古代对国家的认知蕴含着深刻的民本思想与公器理念。国家并非君主的私产，而是“天下之公器”，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安民、富民。这一“公天下”与“民为本”的思想，构成了国家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则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思想发展到明末清初，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将民生福祉置于君主权力之上。因此，国家治理的目标，并非单向的维稳与控制，而是追求“安民富国”与“强兵称霸”的辩证统一。安民是基础，富民是手段，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为此，管子提出了“务本饬末”的经济策略，强调以农业为本，同时不废工商，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荀子则主张“节用裕民”，通过轻徭薄赋来藏富于民。强兵则是保障，在列国并立的时代，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无法保卫国家安宁与民众福祉。但强兵的目的并非穷兵黩武，而是为了“安内攘外”，最终实现一种以道义为核心的地区秩序，即“称霸”。管子所称的这种霸业，更强调以德服人，通过联合诸侯、惩恶扬善来维护和平。这一切治理活动，都离不开“权”“势”“术”的运用。权，是权力与权衡；势，是权威与影响力；术，是策略与方法，三者结合，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机制。

　　明晰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

　　贯穿中国古代法治文化始终的一条核心线索，是法律与道德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辩证关系。这既是法理学的永恒命题，也是理解中国法治特质的关键。与西方文化中法律与道德时常呈现的紧张与对立不同，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追求的是“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和谐状态。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与灵魂，缺乏道德支撑的法律是无根之浮萍。首先，许多核心道德规范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如不可杀人、不可盗窃，构成了法律的底线。其次，道德是法律的价值源泉与评价尺度，一部法律是否是“良法”，其根本标准在于它是否符合仁爱、正义、诚信等基本道德准则。再次，道德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心理支持，民众的道德境界越高，守法的自觉性就越强。然而，道德的软约束性也决定了其局限性，它需要法律的硬约束作为保障。法律通过其强制力，将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理念制度化、规范化，并对严重违背道德的行为予以制裁，从而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秩序。同时，法律也承载着弘扬道德、改造人性的使命，通过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引导人们向善，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这种互动关系，并非简单的道德决定论或法律至上论，而是一种动态的、互补的共生关系。当法律与道德在具体个案中发生冲突时，古代司法实践也展现了高超的智慧，力求在维护法律权威性的同时，兼顾人情事理，实现法、理、情的统一。这与西方围绕哈特—富勒论战、德富林—哈特论战等所展现的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的对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处理规范与价值问题上的独特智慧。

　　《中国古代法治文化探源》所揭示的是一套博大精深、自成一体的古代法治思想体系。它以“道”为形而上的终极依据，以德法兼治为治理模式，以“君子”为理想的实践主体，以“公天下、民为本”为国家的价值旨归，在礼法结合的动态平衡中追求社会的和谐与统一。中国古代法治文化蕴含的深刻智慧，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法治建设不能脱离自身的文化传统，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法治不仅是制度之治，更是人心之治，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与法治人才的培养，塑造一批兼具法律素养与高尚品格的现代“君子”；该书更昭示我们，法律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人民幸福与社会公正，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与运行，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未来应当继续深入挖掘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璀璨的光芒，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慧指引与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本文系2025年西北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委托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复合型法治人才的培养策略与实践》（项目编号：XJYBZ2025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文链接：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511/t20251113_7110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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