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记忆 | 就算战死也光荣

发布时间：2025-11-17 来源: 贵州省监察委员会 作者：佚名

　　包存生，1926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清河县。1944年3月加入八路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鲁西南战役、千里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1947年被授予“个人二等模范”称号，1948年荣立个人三等功。获1954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70、80周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我叫包存生，1926年1月出生在河北邢台清河县的一个小村庄。这片土地曾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我的战斗生涯，是从亲眼目睹家乡的血海深仇开始的。

　　1937年11月，日军闯进我们村南仓庄扫荡，那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鬼子端着刺刀逼问乡亲们“有没有八路”，大家攥着拳头硬是不吭声，换来的却是刺刀突然扎进身体——“扑哧”一声，鲜血顺着刀尖溅在地上，惨叫声、鬼子的狞笑声混在一起，成了我一辈子的噩梦。有人想跑，刚迈两步就被鬼子砍了头，鲜血把村口的土地都染红了。

　　我当时躲在屋里，攥着父母的衣角浑身发抖。等外面没了动静，我们出来一看，平日里熟悉的乡亲倒在地上，好好的村子成了人间地狱。那天我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当兵，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乡亲们报仇!

　　1944年3月，我报名加入了八路军，被分到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九团。那时候的敌后战场，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几十人的队伍，手里只有五六条枪，子弹更是金贵得很。每次打仗，大家都盯着目标看半天，确认能打中才敢扣扳机，谁都舍不得浪费一颗子弹。

　　装备不如人，我们就用游击战跟鬼子耗。他们在铁路沿线、城镇修炮楼，我们就专挑夜里摸过去偷袭。漆黑的夜里，枪林弹雨中，我们炸炮楼、割电线、断补给线，哪怕只有几个人，也要让鬼子睡不安稳。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跟鬼子干到底。

　　1944年深秋，我们迎来了和日寇的第一次正面硬拼——沧州运河西岸之战。那天，天刚蒙蒙亮，我发现战友们都换上了压箱底的新军装。同班的老胡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存生，这新衣服就是留着打硬仗的。上了战场，谁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穿得体面些，就算走了也像个样子。”他笑着让我也换上，还说“咱们都得活着回来”。我明白，战友们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战斗一打响，敌人的炮弹像雨点一样砸过来，泥土混着弹片往身上溅，空气里全是硝烟和血腥味，呛得人喘不过气。突然，一枚炮弹在我身边炸开，我被气浪掀飞出去，手和腿被弹片划得鲜血直流，疼得钻心。我挣扎着爬起来，一眼就看见老胡倒在弹坑里，脖子上豁了个大窟窿，鲜血汩汩往外冒。

　　我连滚带爬冲向老胡，用手死死按住他的伤口想止住血，可鲜血顺着指缝流出，根本止不住……我无奈地喊着老胡的名字，他却再也没回应，那身新军装很快被鲜血染红。我眼泪止不住地流，但远处持续不断的炮火却不容我继续悲伤。我扒开瓦砾堆寻找散落的武器，总算找到一把刺刀和几发子弹，便拖着受伤的腿爬回阵地，对着敌人猛射。那一刻，我忘了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哪怕只剩我一个人，也要守住这块阵地。

　　战斗结束后，我身上多了7处伤疤，左小腿外侧近膝盖的地方凹下去一大块。现在每逢阴雨天，这处老伤就隐隐作痛。可我从不觉得苦，因为我知道，我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连着战友的生命。我活着，就是要替他们记住这些日子。

　　1945年6月，我们攻打河间县沙河桥据点。那里是水陆交通要道，鬼子修了6座坚固的炮楼。为了炸掉炮楼，我们白天躲起来，晚上偷偷挖堑壕，花了几天挖出一条460米长的通道，一点点靠近敌人的核心炮楼。我所在的营负责阻击增援的日伪军。战斗打响时，我们从埋伏点冲出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离敌人30米远时，我扔出一颗手榴弹，当场炸死炸伤好几个鬼子。接着，我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猛冲上去，开始了“白刃战”。那时候什么都顾不上了，见到鬼子就刺，满脑子就想着把这些侵略者赶出去。后来，几十公斤炸药引爆，炮楼轰然倒塌，残余的鬼子乖乖缴械投降。战斗结束后，有人问我打仗时怕不怕，我总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参军就不怕死，就算战死也光荣!”

　　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我们抱着彼此又喊又跳，眼泪都流了出来。可和平的日子没过多久，我就南下参加解放战争。

　　豫皖边战役的郑庄寨战斗，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惨烈战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障莱芜战役顺利进行，可战斗中电话线被炸断，等通信员找到团部带回撤退命令时，我们已经被敌人重重包围，只能用一个团的兵力对抗国民党一个旅。激战从晚上打到第二天下午四点，重伤的战友们为了不拖累大部队，都聚集到城墙另一边，选择集体壮烈牺牲，有的手被炸掉了就用大脚拇指扣动枪栓，枪口对着下巴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看着战友们的样子，我们活着的人都哭了。那场仗，1800多名战友最后只剩不到500人。

　　后来我又参加了鲁西南战役、千里挺进大别山。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我们遭遇13个师的围剿，我的右腿被子弹贯穿，脚筋被打断，只能留在当地。我爬了一夜，第二天在附近的村庄被友军部队发现，我被托付给当地的老乡照料。老乡家徒四壁，但为了让我尽快康复，好心的大娘毫不犹豫宰杀了家中仅有的一只老母鸡，给我熬鸡汤。为了躲避敌军日渐频繁的搜查，大娘的儿子小何在山林深处搭了个窝棚，每天拂晓背我上山，傍晚背我回来，夜里听到狗叫，便立即背起我就往山里跑。在老乡家养了一个多月，我伤愈归队时，大娘握着我的手说“打完仗回家来”，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让我在心里默默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再后来，我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随部队南下广西柳州，被编入空军26师。1947年，我被授予“个人二等模范”称号，1948年荣立三等功，同年12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5月，我带着一身荣誉和伤疤告别军营，转业到江西省东乡县商业局，上世纪70年代初调入东乡糖厂，直到离休。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战时养成的艰苦朴素和廉洁自律，早就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我常跟子孙说：“不能搞特殊化，更不能犯错误。”

　　现在，我的医疗待遇很好，看病不用花钱，可我一般不住院。公家的经费是人民的血汗钱，不能随便浪费，小毛病挺一挺就过去了。日子好过了，更要懂得珍惜。

　　如今，我常坐在窗边，抱着战友们的照片，跟他们“说说话”。我想让他们看看，现在的中国多好，盛世繁华，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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